金银潭医院院长:全院感染21人 1天50多个卫生员辞

金银潭医院院长:全院感染21人 1天50多个卫生员辞

时间:2020-03-22 20:49 作者:admin 点击:
阅读模式 [摘要] 总共我们全院感染是21个人,有8个是行政人员,另外大概有9个护士。

  我是记者郭静。如果说武汉是这场疫情的中心,那么中心的中心,就是金银潭医院。作为武汉市传染病专科医院,这里是最早打响这场全民抗“疫”之战的地方。在与死神较量的正面搏击中,身为一院之长的张定宇,他拖着身患“渐冻症”的病体,还要默默承受妻子也感染新冠肺炎的巨大打击。来武汉这么多天,我一直在想,一定要采访张定宇。但可以想见,这段日子他有多忙、多累。采访约在了疫情稍微平稳一些的时候。原定的采访本是前一天,距离采访前一小时,他突然出现了房颤,我听后非常担心,他真的是太累了。没想到,他把采访又约在了第二天下午,而且一谈,就谈了两个多小时。他记忆力超好。他对事件的还原,足以记入这段历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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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12月27号,同济医院说要转来一个病人

  我叫张定宇,今年56岁,我是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的院长。

  我是2014年1月2号来的金银潭医院,在这工作已经超过6年了,我想,剩下的时间我也会在这里待下去。

  我们医院以前有三个名字: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、武汉市传染病医院,还有武汉市金银潭医院。后来把第一个名字给去掉了,武汉市金银潭医院、武汉市传染病医院,这两个名字保留使用。

  说起这次疫情,最初大约是2020年1月3号前后,媒体对武汉的关注度就比较高了。但其实更早一点,2019年12月27号晚上6点半左右,我还记得,那个时候武汉天黑得很早。那天,我,还有黄朝林院长,都在办公室。黄院长接到同济医院一位教授打来的电话,说要向金银潭转诊一个病人。我们问是什么病?对方说是冠状病毒感染的一个病人,没说肺炎。

  这是什么病?我当时并不了解,包括我们医院这些人当中也没有谁接触过冠状病毒是怎么回事。于是我们马上就打电话给北京地坛医院的专家,问“这个病人我们应不应该收?能不能收?”地坛医院的专家马上就回复说,“你们应该收,金银潭是传染病医院,这个病人你们要关注。”于是我们马上就又打电话给同济医院,让他们把病人转过来。

  但是,这个病人本来是从武汉市二医院(武汉市中心医院)转诊到同济的,让他再转到我们这么一家机构,他不愿意。一边同济给病人做工作,同时我们也开始做准备,要了解冠状病毒是怎么回事。

  作为医生,实际上心里是比较敏感的。我们想的是,首先得把病毒的基因序列拿到,所以打电话到第三方检测公司。实际上这个公司也是很谨慎,他们第一次给的报告上面并没有指出是“冠状病毒”,只说“RNA病毒未检测”,但他们在电话里和同济的大夫说了。我们就告诉第三方公司,你既然做了测序,这个序列必须给我们,因为这个病人到时候要转诊到我们金银潭来。

  这样,我们把基因序列拿了过来,找到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,当天晚上病毒所就比对出来了。当时是27号晚上大概10点多。比对出来最像什么?叫做“蝙蝠来源的SARS样冠状病毒”,吻合度非常高。当时病毒所也是在电话里跟我们这样说了,没有出报告。

  第二天28号,我们就追问同济病人转诊的事情,那边说病人家属不乐意,不愿意转。我们也就不能强迫。

  29号是星期天。下午稍晚的时候,黄朝林副院长打电话报告我,说要带一个医生去新华医院(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)会诊,讨论的是群体性感染的7个病人。他去的时候省疾控中心的专家也在,讨论的结果就是:往金银潭转诊。

  根据之前了解到的信息,我们已经有了警惕性。所以29号去新华医院转诊的时候就已经全套防护了。但在心理上还觉得,这是一个孤立事件。当时马上就元旦了,春节也快到了,我们希望赶快把它解决掉,干完就完了。

  就跟2017年的禽流感一样,当年禽流感也是在这个季节,大概到3月份就结束了。那次禽流感全省总共二十来个病人,绝大部分都转诊到金银潭来了。所以当时我也是这种心态:集中精力把这几个转诊来的病人救治好。

  但是,前面说是7个病人,实际上后来转诊来了9个病人。为什么是9个?有两个一起来的家属说自己也有症状,不肯走,也要住院。所以第一次是9个病人,当天晚上就住院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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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12月30号,做了最正确的一件事情

  12月30号是周一。上午科室医生在病房里讨论完病人情况,我也去问了一下。他们告诉我,病人都做过了咽拭子检测,但检测出来结果全部是阴性。当时也有一个试剂盒,里面可以检测到32种病毒,涵盖了SARS冠状病毒。

  别人基因测序说有,我们为什么没检测到呢?没检测到,那就有问题嘛。我就跟黄朝林副院长说:“不行,我们得把所有的病人做肺泡灌洗,先进行支气管内镜检查,之后再做肺泡灌洗。”

  下午2点钟,内镜科主任带着护士进去了,大家也是防护得非常好,用上了正压头套。

  这是个有创的检查,转来的9个病人里有两个人拒绝签知情同意。

  到下午4点,7个人的肺泡灌洗全部做完以后,我们把样本分成四份,一份交给武汉市疾控中心,一份交给中科院武汉病毒所,另外我们自己留两份,考虑到以后可能会用得着。

  大概4点多钟的时候,样本已经全部准备好了。武汉市卫健委的一位分管领导带着疾控中心的人也到了金银潭,这时候疾控中心的人告诉我,他们做过了32种病毒群检测,这32种病原体什么也没有。

  我告诉疾控中心,我们的7份样本全部在这了,请疾控中心尽快把它检测出来。

  同样我们和病毒所也说了。很快,他们连夜就做了检测,两个和SARS冠状病毒相关,测出来是阳性。因为它和SARS冠状病毒同源性很高,所以会呈阳性反应。这就更加让我相信,肺泡灌洗这个措施应该来说非常及时。

  我的一个判断是,病人是下呼吸道先感染,直接感染到肺泡,逐渐发展到把肺泡占满了,然后从肺泡漫出来,之后咽拭子才能够检测得到。这是我自己的观点。

  到31号下午的时候,国家队的专家还有省内的一些专家就过来了,坐满了我们的大会议室。当时已经不是9个病人了,30号接着在收病人,31号也在收病人,大概已经有20多个病人了。大家把所有病人全部过了一遍。说完以后得出结论:首先,这些病人画像画完都是一个样子,所以肯定是同一种病;第二个结论:他们说这可能是病毒感染,不是其他感染。

  当天晚上,就开了一个跨年的工作会议。到1月1号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,武汉市领导决定:关闭华南海鲜市场。

  我现在并不知道国家卫健委为什么派专家来,可能是30号晚上我们这两个阳性结果已经报到国家去了,也可能是网络上的舆情引起了国家CDC的警惕。

  但现在回想起来,我觉得给病人做肺泡灌洗是早期我们做得最对的一件事情。我做医生、做医院的管理者,至少这个关口我没松掉。万一松掉了,那我就是罪人。所以,我们这家医院具备这个能力,你就必须把这些做掉。核心就是你要守土有责,每一件事情都要守土有责。

  第三方检测公司当然也是可信赖的公司,但是你作为一家医疗机构请到了CDC和病毒所来检测,得出这个结论印证第三方公司的检测结果,这个证据链就是很强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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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元旦过后,金银潭成了风暴之眼

  接下来病人逐渐开始增多,1月2号、3号不停地有病人来。

  境外的媒体也在关注。有同事发图片说CNN、《华尔街日报》《纽约时报》都报道了,并且把我们医院的照片作为背景放在报道里。

  媒体的关注也让我提高了警觉。那个时候我就跟大家说,我们现在是在“风暴之眼”,是世界媒体关注的地方。当时我本人也感觉到,这个事情还可能会比较重大。一个是病人增加的速度比较快,到了2号、3号的时候,已经有四、五十个人。病人越来越多,政府关注也越来越高,每天都有汇报、报告。也有很多专家过来,包括疾控方面的专家、病毒所的专家,还有医疗的专家,比如李兴旺教授和曹彬教授,大家聚在一起讨论,希望可以集中力量打个歼灭战。

  三十、五十,然后八十、九十、一百……病人逐渐就涨到这个数字了。当时就听到专家们说,外面哪个医院哪个医院现在也有很多病人。实际上当时我们在医院里消息还是很闭塞的,因为大量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医疗救治,忙不过来,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在医院里面清楚的是什么?是我这里病人很多,病人很重,我们要不停地准备,把病人接纳下来,让病人能够得到安置。

  可能每次我们的动作都比事件发展稍微快了半拍,一拍都没有,只能快半拍。怎么快半拍的?病人突然要增加的时候,我们已经清空了一个楼层,准备接病人来了。楼层不是清完了就可以住病人的,清完了以后还要做彻底的消杀,地面、物表、墙面、空气,统统要做消杀。消杀完以后,要把所有的单元,床、床头柜、凳子等等准备好。

  反正先准备吧!因为已经感觉到外面病人在增加。当你准备好了以后,“哗”一下!这个楼面又满了。还没住满的时候我们就又马上准备下一个楼面,一个楼面一个楼面地展开。

  刚开始的时候不是开的ICU,是普通的隔离病房。包括我们6楼、5楼、4楼,当时都是普通隔离病房。后来大概是十几号以后,重症病人增加得非常快,而且省卫健委组织了同济、协和、省人民医院的 ICU团队来支援我们,要求他们一人对应一个楼层的ICU病房。这个时候,我们就把南6楼、南5楼改造成了ICU病房。

  大概也就是1月3号到5号的时候,我们就开始紧急采购呼吸机、监护仪、输液泵、体外的除颤设备还有心肺复苏设备等等。每个楼面大致按照25台呼吸机、25个输液泵这样来准备。其实准备好以后也还是有点顾虑:是不是开口开太大了?准备这么多,万一没用呢?万一买多了平时又用不了,这50台呼吸机怎么办呢?

  实际上到了十几号以后,所有的呼吸机都用上去了,该上ECMO的也上了。

  当时倒也没有感觉是在作战,只觉得事情很紧迫。当时我也跟我们的同事反复强调:要保卫我们这个城市,保卫武汉的人民,我们不希望把武汉人民困在这里,如果我们很快地把疫情控制住,大家春节该干啥干啥。

  因为思想动员做得比较充分,所以每个楼面开展起来还是比较顺利。我们医生护士没有一个人抵触,有时经常是晚上突然通知他们楼面要清空,要转运其他的病人,他们就得把在院的病人转到另一个楼面,然后把楼层清空做消杀做处理,第二天早晨再收其他的病人。这套流程我们做了很多次,虽然很忙,但还是比较有序。

  当时病人每天逐渐在增加,我们整个三幢楼,南楼、北楼包括综合楼已经全部清空了。当时我们还有一个GCP(药物临床试验)病房,它占了一层楼。本来我们过完年后还有临床试验要进行的,到了腊月二十七的时候我已经下决心要关闭了。GCP是我最后关的一块,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同事全身心地投入医疗工作。

  所以为什么我说每次都要快半拍,是因为我自己首先心理上做好了准备,我们同事也做好了心理准备,而不是等到局势逼我,要我们做这个决断。

  封城是几号我不知道,说实在的没有太多的印象。只是觉得每天都很紧张,每天都有大量病人要收进来,每天有那么多重症病人要抢救,要气管插管,有的病人要上膜肺,还有一些病人在死亡……

  因为不停地有病人进来,就必须有病人出去才行。有的病人一待二十多天,怎么得了?那医院就堵成“堰塞湖”了。当时的出院标准一是持续10天不发烧;二是症状消失,症状改善;第三是肺部的影像吸收,因为当时没有别的检测方法。1月1号到1月31号,我们将近有三百多个病人出院。

  这样,医生临床的工作量就会非常大。我们整体的医务人员有限,而且他们又是在穿防护服的状态下来做这些工作,所以做起来就非常吃力。到了春节前夕,确实有点吃不消了。

  当时也已经有媒体过来了,我们也没太关注,完全没有心思跟媒体打招呼。一直到大年三十的时候,有人说央视春晚上面有你们医院的镜头,我当时也觉得很意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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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1月9号之前,已经把病人的餐饮全部承担起来

  最早我们病人是收费的,两千、三千,有些抢救的病人交一万、两万都有。媒体在报道中提到治疗费用后,政府很快给了指示:不要病人交那么多钱,交个门槛费就行了。

  所以大概是1月5号的时候,我们就只收医保的起付线。

  大约9号之前,我们就已经就把病人的餐饮全部承担起来了。为什么呢?因为3号、4号我去病房查房的时候,看到了很多病人自己定的盒饭,中午吃的晚上吃的,都没收拾完,堆积了很多。因为是他自己掏钱买的,我们也不好处理,他说他还要吃你怎么办?发现了这个现象,我就下决心了,每天吃饭的费用暂时不要由病人付,我们先承担下来再说。

  当时给病人的餐饮是按一天90块钱准备的。到了1月9号的时候,市委市政府明确说了,病人费用一分钱不要收,已经收费的统统退还。既然政府已经说到这个份上,我还是比较敏感的,那就病人和医务人员应当同一个餐标,统统按120块钱准备。

  这时候病人饮食也得到改善了。虽然知道盒饭难吃,但病人也会体谅我们:这份餐食是由医院代表政府提供给大家的,而且标准又和医务人员一样,他们吃什么我们吃什么,这样做下来以后,整个病房气氛就比较平静,不会再为吃饭的事情发生争执。

  春节前我们还启动了一项工作,就是克立芝的药物临床试验。

来源:中国之声

编辑:曹静